通過跟蹤定位儀對手機進行定位，利用針孔攝像頭監視目標行蹤，利用竊聽器竊聽別人談話……隨著國內“私家偵探”數量日益增多，出現在影視劇中的這些情節，在現實中已普遍存在。

　　我國《國家安全法》和《刑法》均有規定，非法使用專用間諜器材的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管制。對商業秘密、個人隱私造成侵害的，依照《民法通則》、《反不正當競爭法》等法律規定追加責任。

　　正因如此，近20年來，公安部多次明令打擊“私家偵探機構”，始終對其保持高壓態勢。然而，對私家偵探的打擊屢屢遭遇尷尬：打擊力度越來越大，數量反而越來越多。

　　專家認為，社會誠信度降低、經濟社會中信息不對稱等原因，導致民間對私家偵探需求旺盛，一些不正當的隱諱需求在其中推波助瀾。有市民表示，盡管心存顧 慮，但有時雇傭私家偵探確實“效果更好”。一名律師坦言，在通常情況下，公民遇到法律事務會聘請律師，但許多取證工作律師無能為力，一些當事人會轉而雇傭 私家偵探進行取證，然后私了。同時，司法程序相對比較繁瑣，有時耗時漫長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作用。

　　“私家偵探”何去何從?面對打擊的尷尬，各界的態度開始分化，說法不一。

　　警方人士認為，只有國家授權的機關才具有法定調查權，即便是公安人員行使這種權力，也需分級別嚴格審批;所謂“私家偵探”擅自跟蹤公民行蹤、非法獲取和買賣公民信息，顯已觸犯法律。因此，嚴打很有必要。

　　部分法律專家則認為，應辯證看待私家偵探行業，如對其加強監管和規范，這個行業將發揮積極的社會作用。一所大學的法學院院長說，私家偵探行業可以彌補 國家公力救濟不足，《民法通則》規定公民、法人可以通過代理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，因此把一些事務委托給私家偵探是有法律依據的。

　　事實上，私家偵探行業在國外已發展為被公眾廣泛認可的職業，有巨大的市場和法律認可地位。這位法學院院長認為，盡管國情有差異，國外行政管理與協會自 律相結合的模式在國內還不能照搬，但對我們仍有借鑒意義，相關部門應加強關于私家偵探合法化的探索，將其納入法制軌道，從而使其真正為司法體系服務。